年關將至，各類考核又到了最后的沖刺階段。而與此對應，討薪類的案件，在年底也多了起來。遭遇結案率考核的法官，面對久拖不決的討薪案件，到底會發(fā)生什么？以下案件或堪稱現(xiàn)實注腳：

一年多未要回8萬余元拖欠工資和補償金的文建平和劉長榮，感覺到深深的無奈：他們共同先后兩次申請勞動仲裁并勝訴，涉事公司拒不執(zhí)行；他們又兩次向河北承德縣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卻因為“結案率考核”，兩起執(zhí)行案被莫名撤案或中止執(zhí)行。

一心期盼等待一年多的案件能夠有個結果，網(wǎng)上的裁判文書卻告訴你：“申請執(zhí)行人已將本案撤銷執(zhí)行，此案已結。”如果說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一開始狀告法院是騙子，法院還有點冤，那這次的涉事法院卻可以說是把“騙子”坐實了，無異于是在制造更多“李雪蓮”。

當然，這事兒若鬧上法庭，涉事法官興許也會感到委屈——“到年底了，我們院里要求結案率，有一個撤回申請，過一段我們再給你立上。”換言之，這次案件雖說撤銷了，但不意味著法院就不管你的案件了，只要等到考核期結束，再給你立案。

法官有結案率考核，又據(jù)說“結案率是與績效工資掛鉤的。”人都有“自救”本能，被逼急了的法官想些“辦法”，似乎顯得又沒那么惡劣了。但對法官個人的同情之理解，卻并不改變此事的荒誕本質。

一如《我不是潘金蓮》中的結尾，馬市長的一番肺腑之言：“在這個事情上，各級政府，政府的各級官員，沒有一個有惡意的”。然而，一個案件要銷還是立，不是看起訴者的意愿和案件的客觀處理情況，而端看是否關切到司法人員自身的利益。這樣的操作動機中，哪有半點司法應有的嚴肅與公正？“是真想幫助李雪蓮，還是想保住自己的帽子”，已經(jīng)沒有疑問。

媒體報道，在今年9月召開的河北全省法院“基本解決執(zhí)行難颶風行動”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上，河北高院相關負責人表示，該行動是河北省法院開展“基本解決執(zhí)行難”的攻堅戰(zhàn)。對落實不力，責任心不強的要責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對責任人嚴肅處理。布置這樣的“攻堅戰(zhàn)”沒有問題，只是當攻堅戰(zhàn)的考核壓力轉化為“數(shù)字游戲”，相關方面是否又具備足夠的發(fā)現(xiàn)能力？又有多少“圓滿完成”的攻堅戰(zhàn)，是通過對銷案、立案的“變通”來完成的？

更關鍵的是，早在2015年初，中央政法委就要求對各類執(zhí)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shù)、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為何在將近2年后，結案率卻依然在承德縣法院存在？到底是個案，還是普遍現(xiàn)象？上級法院到底知不知情？

說到底，諸如破案率、結案率這樣的司法考核指標，還是司法行政本位下的直接產(chǎn)物，它直接宣揚的是官本位對司法規(guī)律本身的壓倒。近年來，司法改革在各個層面都有行動，這樣的基層法院故事，則從側面對司改提出了至少兩點警示：一，清除司法行政本位，仍任重道遠。司改推進，也要跳出被行政思維主導的模式；二，公開裁判文書是近年來值得稱道的司革動作之一，但公開本身并不意味著正義的實現(xiàn)，其中含有多少“水分”，仍不可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