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的《從中國看伊朗：歷史從未遠去》一文，引起讀者熱議，不少的質疑集中在中華歷史與伊朗歷史的比較對照這方面，批評者認為兩者完全沒關系，再者就是質疑早期文明與現(xiàn)代國家的關聯(lián)、千年歷史與當下政治的瓜葛。

質疑得有道理，因為這種從中華視角出發(fā)、從歷史維度切入的觀察方式，不在現(xiàn)實主義理論分析框架之內，看起來頗有些奇怪。

但中國畢竟是一個歷史型國家，對于自身乃至世界，都會歷史地看問題，不輕易滿足于歐美學院派那些非歷史的、平面化的純理論框架。這一點帶有必然性，可以算是國際問題領域里的“中國特色”。

“中華中心論”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首先要承認，“中華中心論”不是無中生有，也不是大中華主義，而是基本事實。因為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亞洲大陸的很多地區(qū)，其王朝興衰、社會演變都是以中華為中心的，其歷史描述也都以中華為中心，并沒有其他。

按梁啟超的劃分，中華歷史從秦統(tǒng)一到乾隆末年是“亞洲之中國”階段，在此期間中華與亞洲各文明之間都有融合交流，但是中心地位從未改變；而從乾隆末年到當下則是“世界之中國”階段，中華成為了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部分，失去了中心地位。

但在時間上，前者是兩千多年，后者是兩百多年，十比一。而中華和亞洲的歷史被整體轉換到以西方為中心的立場上、被理解成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之一部分，則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時間，二十比一。

這就帶來了問題：當現(xiàn)實問題的根源埋伏在歷史深處，必須通過梳理歷史才能厘清脈絡時，“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框架能適用多少？一兩百年以上更長的東亞歷史，如果不用“中國中心論”的理論框架用什么？眾所周知，涉及到南海、東海問題、中緬、中印、中蒙關系問題，無一例外都要從“自古以來”說起。尤其是半島核問題，無論世界上有多少研究，也只有中國才會從數(shù)千年中原王朝與邊疆地區(qū)之間的關系上深刻理解該問題的本質，而外人則很難完全明白。

半島的現(xiàn)代國家脫胎于最后一個朝鮮王朝——李氏朝鮮，這是一個歷經(jīng)27代君王綿延500余年的長命王朝，而它的建立和早期歷史，則與中原大明王朝之間密不可分。由太祖高皇帝欽定國號，接受大明朝的冊封，自稱“皇明朝鮮”，靠儒教治國。這樣的歷史關系，當然與任何基于歐洲自身小歷史的“西方中心論”國際關系理論都風馬牛不相及。

實際上，自秦朝統(tǒng)一至清朝晚期越兩千年，中原王朝周邊先后出現(xiàn)過的各個大小王朝，絕大多數(shù)都是在以中華為中心的時空中獲得定位的。其基本形勢是：小的王國甘心接受依附的地位，或是羈縻，或是冊封，或是朝貢；而大的王國則覬覦皇位，逐鹿中原，時刻以大中華霸業(yè)為夢想。如歷史上的鮮卑、契丹、蒙古、女真、滿族等都是如此。而近代以來的日本，不過就是大中華霸業(yè)追夢者的最后一個，其興衰過程也未脫離中華中心大歷史的千年軌道。

如此視角中的半島核問題又是什么？離開了歷史維度的研究是不是走入了誤區(qū)？這很需要中國人深思。

當然，歷史不是問題的全部，“中華中心論”畢竟不再是現(xiàn)實。重視歷史的同時也要承認，曾經(jīng)的中華中心無論持續(xù)了多長的歷史時間，覆蓋了多大的地理范圍，終歸還是有極大的局限。

在時間上，至遲到了十九世紀后期，全世界都轉入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進程當中，包括中華中心在內的各個非西方的中心先后土崩瓦解，進了歷史博物館。最終的結果，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將自身納入了西方中心的國際體系并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也都將自身的社會發(fā)展納入了西方中心的單線歷史觀并進入了其中的一個階段。

而在地理范圍上，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中華中心所輻射的疆域，在最廣闊的時期也只局限在亞洲東部的一部分，而且離中原越遠，中心的影響越弱，歷史記載也越模糊。古代的中華秩序內含了一個以中原九州為中心向四周延展的環(huán)形范圍，范圍的邊緣在華夏人眼中屬于“四極八荒”、“化外之地”，既無動力去占領，也無興趣去了解。

沒能認識到“天下”之外還有“天下”，正是中華中心最大的局限性所在。東亞的朝鮮和日本，由于浩瀚太平洋的隔阻在地理上被固定在了“四海之內”的邊緣位置上，只能朝向中華中心，未能構成獨立的“天下”；但是西亞、南亞和內亞諸國則不同，很多文明不僅不是中華中心的邊緣，反而是其他“天下”的中心。對于這一點，中國人直到近代以前始終未能充分認識到。

漢朝張騫西行，《史記·大宛列傳》記：“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漢書·西域傳》記：“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雖然也有關于疆域、民俗、軍事和經(jīng)濟等方面的考察，但均未超出對于北胡匈奴的了解和描述，并等同視之。

張騫通西域復原圖

到了唐代，玄奘歷時19年遍游西域天竺百余國，抵達了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印度居留五年，了解到了“五印度之境，周九萬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qū)分，七十余國”，卻也未能建立起新的天下觀。《大唐西域記》開篇即說：“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這分明已經(jīng)感覺到了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但是對于中土和大唐的信仰仍堅定不移：“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

玄奘西行路線復原圖

今天回顧地看，這也許是一個巨大的遺憾。玄奘西行如果早一百年，就有可能通過統(tǒng)一的薩珊波斯了解到地中海世界；如果晚一百年，就有可能通過統(tǒng)一的阿拉伯帝國知道更遠的西方。玄奘返回長安是在公元645年，阿拉伯帝國第三任哈里發(fā)奧斯曼遣使來大唐朝貢是在公元651年，而100年后的751年，高仙芝統(tǒng)率的唐軍在天山北麓的怛羅斯河畔與黑衣大食伊斯蘭軍進行了第一次大決戰(zhàn)。按說雙方都已經(jīng)實實在在地觸摸到了對方，距離第一次的全球化也只有一步之遙。

但是這一步終究沒有邁出去。從漢朝的張騫到唐朝的玄奘，都知道波斯的存在，但完全沒能理解它作為東西方樞紐的意義。更無法想象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波斯就已成了一個疆域遠超秦朝的世界帝國，而在田氏代齊那一年（前475），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就在都城修建了“萬國之門”。甚至可以說，將波斯諸國理解成是諸胡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個“天下”，算是中華歷史上最嚴重的認識誤區(qū)之一，以至于在安史之亂后，也未能明白薩珊解體、阿拔斯興起和呼羅珊東遷等一系列大變動的意義。在唐朝人編纂的《周書》中關于“異域”波斯的記錄如下：“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戶十余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內容并未超出《史記》和《漢書》的準確和細致程度。

一方面當然是客觀條件所限，另一方面卻也是主觀思維所致，中華之外都是蠻夷，絕不能再有其他“天下”，這是中華中心時代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政治正確”，不可動搖。對于中華之外各蠻夷戎狄的記錄，真實程度不重要，記錄方式才重要。大明王朝時的《明會典》記錄了110多個朝貢國，都是以這種“正確”的記錄方式各就各位地點綴在偉大的中華中心周圍。

所以說，“中華中心論”是必然的，因為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內，中華中心是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直到今天仍產(chǎn)生著各種影響。但是這一觀念也是先天不足的，隨著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博物學等科學體系的發(fā)展，基于全球范圍的現(xiàn)代化世界觀和歷史觀也隨之建立，各個“地區(qū)性”中心也就紛紛瓦解了。所以，完全無視“中華中心論”和繼續(xù)堅持“中華中心論”兩種立場都是錯誤的，前者脫離歷史，后者脫離現(xiàn)實，而真實世界的復雜性正在于它是由歷史和現(xiàn)實共同塑造的。

“西方中心論”的必然性和虛假性

但是，如果說“中華中心論”是地區(qū)性的，隨著全球史觀的建立而終結，那么為什么“西方中心論”不是地區(qū)性的，反而被樹立為全球唯一正統(tǒng)觀念了呢？

湯因比說過，“近代西方驚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此言不錯，如果將“近代西方”視為一個世界帝國，那么與波斯帝國、蒙古帝國這些早期的帝國相比，“精神武器”正是西方帝國的一個偉大發(fā)明，而“西方中心論”則是其武器庫中的“核武器”。

其必然性無須多說，西方帝國是第一個全球帝國，在五百年的時間里成功建立起了世界霸權，而“西方中心論”就是世界霸權的必然產(chǎn)物。當其他文明中心都屈服在其世界霸權之下并先后宣告了自己的終結，“西方中心論”也就成了唯一的正統(tǒng)觀念。其中的邏輯是：我不是中心我怎么會成為統(tǒng)治者？怎么會成為引領者？

平心而論，“西方中心論”也并非沒有其客觀基礎，因為這是唯一得到現(xiàn)代科學知識支撐的觀念。西方人發(fā)明了科學，隨之將其服務于其霸權事業(yè)，別人也說不了什么。

但是，科學可以服務于求真，也可以服務于造假，而一旦假學術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外人極難識破。

不幸的是，由于中國人直到很晚才開始接觸這個“近代西方”，而未等“西學東漸”過程完成就直接遭遇了猛烈的“西力東擊”，鼻青臉腫之后才開始昏頭昏腦地解讀西方，所以長期以來都屬于受到“西方中心論”迷惑最深的那一類“外人”，很多人直到今天仍不能識破西方真相。

從歷史上看，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乃至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比中國人更早接觸并認識到“近代西方”的前世今生。但正如前面所述，波斯和阿拉伯實際上構成了中華通往西方之路的隔阻，結果導致中國人未能更早地越過這個屏障了解地中海和西歐大陸發(fā)生的事情，而近代之后中國人的關注眼光又被吸引到了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身上，導致了進一步的混亂。

其實，如果試著站在伊朗高原或者小亞細亞半島俯瞰西方世界，梳理西方歷史，“西方中心論”的虛假之處幾乎一覽無余。

首先可以看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地中海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并不是一個觀念就能籠統(tǒng)概括的。在公元一千紀這個時間里，兩者的區(qū)別相當于東亞的中原文明與北方草原文明之間的差別，前者歷史悠久、燦爛輝煌，后者幾乎沒有早期文明史，漆黑一片。

接下來會看到，大約與魏晉南北朝這個“五胡亂華”的黑暗時期同時，羅馬帝國也遭遇了自己的“五蠻族亂羅馬”，那些目不識丁、茹毛飲血的蠻族，如汪達爾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倫巴第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等，也包括大舉西進的匈奴人，逐步侵入并占領了整個西羅馬，使這一地區(qū)的文明幾乎倒退回史前時代。

公元5世紀西羅馬解體后的蠻族世界

一旦將西羅馬的滅亡理解為一個文明的消失，也就不難理解，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中世紀”、“黑暗時代”，因為“近代西方”崛起于蠻族的故土西歐大陸，大約從公元兩千紀初期的“十字軍東征”才剛剛萌芽，到今天不過才一千年的文明史；而希臘-羅馬文明則屬于環(huán)地中海世界，從古埃及、古蘇美爾時期算起直到西羅馬滅亡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兩個文明之間不僅在時間上是斷裂的，在空間上也是斷裂的。既然沒有多少延續(xù)性和繼承性，何來“中世紀”？

“近代西方”各文明中心與所謂的雅典、羅馬、耶路撒冷（黃色星標）三大起源不屬于同一個文明圈（紅色直線是公元396年東西羅馬分裂劃界線，藍色直線是1946年丘吉爾演講的“鐵幕”劃界線，綠色直線說明兩個東西方劃界完全不在一個區(qū)域。）

事實上，羅馬文明解體后有三個遺產(chǎn)繼承者，即西羅馬、拜占庭和阿拉伯。由于西羅馬完全淪陷于蠻族的占領，真正的繼承者只有拜占庭和阿拉伯。也就是說，若論文明的傳承，東地中海地區(qū)遠比西地中海地區(qū)更具有傳承人的資格，更帶有文明的連續(xù)性。換句話說，真正的“中世紀”與西歐無關，其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

繼續(xù)往下看，從西歐蠻族王國針對東地中海地區(qū)的“十字軍東征”開始，真正的“近代西方”誕生了。它從對外征服和掠奪中獲得了生命，同時也獲得了文明發(fā)展的動力。大航海的開始和美洲的發(fā)現(xiàn)，是“十字軍東征”的擴大和繼續(xù)，正是依靠來自非洲的奴隸和來自美洲的金銀，這個最新的文明開始了爆炸式的發(fā)展，終于，通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它把十字軍精神貫徹到了面向整個地球的征服事業(yè)當中，直到建立起它的全球霸業(yè)。

“西方中心論”就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近代西方”為自己的全球霸業(yè)尋求合法性而將其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主要的工作則是由18-19世紀的日耳曼歷史學家群體完成的。他們通過區(qū)別“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演進的歷史”和“靜止的歷史”等貌似科學的概念，有選擇地將古代文明史重新編造成一個連貫的、有利于西歐的“世界歷史”。

只要讀一讀黑格爾、蘭克、韋伯這些人那些如同空中樓閣一樣的“歷史哲學”著作，就可以明白偽造“世界歷史”有多容易。在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單線歷史當中，中國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歷史的局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當作“野蠻文明”被邊緣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個從古埃及、古蘇美爾開始，經(jīng)過了雅典、羅馬、耶路撒冷這個“古典時代”，進入了千年“中世紀”之后，通過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接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業(yè)革命時期，最終來到了現(xiàn)代自由民主這樣一個光輝道路。

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局之一，沒有什么比這個歷史故事更虛假的了，也沒有什么比這個虛假歷史更有害的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學生們仍在接受著這套說辭的洗腦，在自以為掌握了世界歷史淵博知識的同時，也在頭腦中自行植入了一個曠世謊言。

今天的世界，西方的全球霸權已開始解體，五百年一次的大變局正在發(fā)生，那些支撐了西方全球霸業(yè)的“精神武器”也都將失去效力。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中國都應該在這個歷史時期有所擔當，有所作為。今天的《人民日報》文章中說：“在這個時間與空間的交匯點上，沒有什么能比‘機遇’這兩個字更能揭示中國的當下、昭示民族的前程，沒有什么能比‘歷史性’這一詞匯更能描繪這個機遇的涵義和意義。”

拆解掉虛假的“西方中心論”，還真正的歷史以本來面目，讓包括中華中心在內的各個歷史上的中心都各就各位，各回各的歷史時空，這也是中國學界當下的一個歷史性機遇。